周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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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點視界，對這個世界的一種註目。
　　很難說，在這條短短500米的街上，絕望和希望誰能打得過誰。
　　距繁華的五一廣場6公里，距寧靜的岳麓書院7公里，距優美的橘子洲頭9公里——嘉桐街蝸居於長沙市的西北一角，不繁華，不寧靜，也不優美。
　　它與湖南省腫瘤醫院僅有一牆之隔，這使得它離“死亡”很近。為了治病，數百名患者和家屬常年在街上租住、流動，有人叫它“癌症一條街”。
　　同樣是這個原因，使得它又充滿生機。在五六米寬的路兩旁，綿延著好幾十家商鋪，包括旅店、餐館、超市、果蔬攤、美髮店和通信服務網點……凡是生活所需，不用走出街道便能購得。頭戴假髮或提著尿袋的病人慢步穿梭其間，和店家討價還價，與尋常鬧市無異。
　　初夏午後，一位水產店女老闆正熟練地剖凈黃鱔，裝進小塑料袋，遞給旁邊等候的老漢。案板上的電風扇發出嗡鳴，轟走蚊蠅。
　　“讓她吃好一點。”老漢接過黃鱔，眯著眼睛、蘸著唾沫數出幾張一元、五元的票子。枯瘦的妻子站在他身後的背陰里，戴著一頂碎花白帽，露出光光的額頭和後頸。
　　“我們也掙不了幾個錢，全當做善事了。”女老闆看著夫婦倆的背影說。隔壁擺攤的裁縫湊過來，補了一句：“只要住到這裡來的，說明還想活！”
　　日復一日，病人們把嘉桐街當成“家”，也當成“戰場”。他們在這裡吃飽睡好，再迎向醫院的儀器針頭。
　　有的人最終沒有走出醫院，街道一頭一尾，哀悼的鞭炮有時會在白天燃放。但更重要的則是嘉桐街的炊煙，它在一日三餐之時升騰，從不間斷。
　　嘉桐的清晨
　　早上7點，王雪梅拎著暖水瓶走下旅館樓梯。她探身朝門外望了一眼，嘉桐街已在晨曦中醒來。
　　果蔬販子的麵包車剛剛發動，噴著灰黑的煙氣，在坑窪不平的路上一顛一簸地駛離，小攤老闆則埋頭碼放著沾了水滴的新鮮蔬菜。早點攤被支到了路上，厚厚的白色水蒸氣不間斷地涌出來，遮住摞得比人還高的包子籠屜。早起勤快的女人已經洗好了衣裳，踮著腳尖往樓外的鐵欄桿上搭晾。
　　王雪梅知道，明天，她將看不到這樣的光景了。這位58歲的婦女來自湖南衡陽，不久前被診斷出患有宮頸癌。排隊手術的人太多，她不得不在嘉桐街住了整整兩周，終於等到床位。隔天早晨，她看見的將是醫院走廊，這讓她又怕，又期待。
　　“左邊住的，右邊住的，全是等床位的人！”王雪梅的大兒子說。他和弟弟先是陪母親去了衡陽市裡的醫院，都說“治不了”，直到在長沙打工的同鄉告訴他們，省里的醫院好。
　　在排隊掛號時，母子三人憑著口音，結識了好幾個衡陽老鄉。有人提到，“出了醫院大門左邊那條路，有房子”。
　　說的便是嘉桐街。它地處湖南省3家頂級醫院的“包圍”中，緊鄰湖南省腫瘤醫院北大門，東邊是湘雅附三醫院，南邊是湖南省結核病醫院。一堵圍牆隔開腫瘤醫院和這條小街，醫院地勢高，街道地勢低。院牆腳下的一排大樹張開樹冠，一半陰影遮住醫院一塵不染的步道，一半陰影遮住嘉桐街污漬斑斑的水泥路。
　　年過70的暨登航，退休前是腫瘤醫院腹部外科的醫生。如今，這位老人喜歡在嘉桐街入口無人照管的空地上種些自用的蔬菜。
　　“這邊是魚塘，那邊是菜地。”暨登航蹲在地里，一邊剁草料一邊回憶嘉桐街的過去。2000年以前，腫瘤醫院西邊還是“西湖漁場”。漁場改造後，不少原來的居民便把房子租出去，因為“排個把月都住不進醫院去”，不少人看中了“家庭旅館”的商機。
　　眼下，嘉桐街已經有了15家旅館。大的有二三十個房間，小的也有十來個，除了春節和炎熱不宜手術的酷暑季節，平時幾乎都是客滿。有的病人在這裡等候手術或其他治療，有的則在幾年間不斷回來、住下，做複查，或是接受放療和化療，療程結束，再回家去。一些手術完成但還沒拆線的病人也會住在這裡——醫院的床位太緊張了，不得不想出“家庭病房”的點子，人出去住，名字還掛在“住院”，每天到醫院檢查換藥打針即可。
　　除了旅館，這裡的一切幾乎也都和腫瘤有關：診所、保健品店、假髮鋪……街口還有一個推銷野生靈芝的小販，機動三輪車上堆滿咖啡色傘蓋的菌類，海報上寫著“絕殺癌細胞”。
　　踏進嘉桐街的人，大多擁有一個大大的塑料袋，裡面是墨色的X光片，每張片子上，都會有陰影盤踞——腦部、胸部、腹部、腿部……大部分病人來自湖南和周邊省份的農村，有人是聽老鄉介紹，找到了嘉桐街，有人則是在醫院附近轉了幾圈後，自己摸進來的。就連醫生也提供這樣的建議：沒床位就等幾天吧，旁邊那條街能住。
　　於是，這些老鄉、病友的命運在嘉桐街有了一個交點。
　　隨著太陽的位置越來越高，房門紛紛打開。有人是單獨走出來的，有人是被攙扶著走出來的。他們慢慢地挪動腳步，朝著醫院的方向行進。
　　陽光已經鋪滿了嘉桐街，早點鋪開始清洗用畢的碗筷。王雪梅坐在屋裡拾掇行李，過一會兒，她也將在兒子的陪同下，走上那條通往醫院的小道。
　　街道的上午
　　“我兩個兒子都上大學啦！”王雪梅逢人便說，“就算小鬼馬上帶我走，也沒有什麼的啦！”說完這句狠話，她烏青塌陷的眼窩裡，一雙眼睛忽然閃出神采。
　　她真的想過不治病了，就這樣扛到死。但兒子們勸她，“還得看見孫子上大學”，她身上就來了勁兒。在嘉桐街，她身邊那兩個年輕結實、跑前跑後的小伙子，讓她說話都比別人響亮。
　　每當聽人談論家庭，周玉蘭拉一拉帽檐，默默走開。這位59歲的懷化女人住在王雪梅隔壁的旅館。她育有兩子兩女，都已成家立業，但在嘉桐街，她身邊只有61歲的丈夫。
　　10點，在夏日陽光中依然裹緊夾襖的周玉蘭倚在旅館牆邊，看王雪梅穿著一襲大紅外套，被兒子一左一右攙扶著離開。
　　這是嘉桐街一天中最閑散安靜的時刻。病人們都在醫院，新的住客還沒找來。家屬們有的閑聊，有的拆洗被褥衣裳。所有的商鋪都剛剛開始營業，街上靜得只剩下樹葉嘩嘩聲和補鞋匠小錘的叮叮聲。
　　“住不下去，活不下去……”周玉蘭囁嚅著，連嘴唇都不願張開一點縫隙。因為錢少，她和丈夫住在旅館半地下的房間。這裡就連夏天都陰冷潮濕。
　　兩年前，周玉蘭的第二個孫子出生。這位快樂的祖母立即決定，和丈夫離開老家，到兒子打工的東莞幫忙帶孩子。
　　老兩口不願給孩子增加負擔，便找了一份園林綠化的工作，大部分內容其實就是掃街和清理人畜糞便。在環城大道掃了一年馬路之後，周玉蘭開始咳嗽，越咳越厲害。老闆見狀，聲稱她有肺結核，立即終止合同，讓她結賬離開。
　　最終的診斷結果，是肺癌。
　　“抽煙嗎？”醫生問。“不抽。”這位纖弱的農村婦女說。
　　“喝酒嗎？”醫生又問。“不喝。”她答。
　　醫生沒有追問，而周玉蘭也沒想過，肺癌會不會和自己的工作性質有關。她根本不想琢磨這個問題，因為在開胸切肺之後，手術和化療費用已經抽幹了她的家。土地租出去了，房子租出去了，家裡能用電的幾乎都賣了。她每天想的只是，什麼時候死，就不用再花錢了。
　　在她位於旅館半地下室的“家”中，雜物裝在塑料袋里，掛滿了牆壁，被褥摸上去幾乎是濕的。一天中，陽光只有午後才能短暫地光臨。整個屋子最顯眼的擺設是床角並立的兩個白色化肥袋，裝得飽脹，鼓鼓囊囊全是藥，一袋中藥，一袋西藥。
　　生病之前，周玉蘭愛唱歌，常常在地里一邊勞作一邊和丈夫對山歌。然而在嘉桐街，沒人聽過她的歌聲。因為“心情不好”，她再也不唱了。
　　周玉蘭討厭嘉桐街。她第一次來，理髮店的人勸她，頭髮剪掉賣了吧，反正以後也留不住。她捨不得，可化療一開始，頭髮就一把一把地往下掉。等她再回去想賣頭髮，理髮店的人又不要了，剃髮也漲價了。
　　“太壞了，壞心眼。”她嘟囔著，眼淚說話間就打濕了整張臉。更讓她難受的是，每從家裡到這條街來一次，就得在路上犯一次“車暈”，走到街口都還在嘔吐。她覺得，自己比所有人境況都差。越差，就越得回來，“到死走不出去”。
　　但在嘉桐街並非只有絕望。
　　正當周玉蘭站在陰暗滴水的天井里沉默哭泣時，同樣來自懷化的阿黃則在同一家旅館的大門口曬太陽、打游戲。
　　37歲的她還沒有生育，就被查出患有宮頸癌。手術摘掉了她的子宮，有些病友旁敲側擊地問她：“老公是哪裡人？人品好不好？”她笑嘻嘻地直接回過去：“我是切了，他要走我也不攔著。”
　　阿黃喜歡嘉桐街，因為“大家都一樣，多自在”。天晴的午後，她會自己拎著尿袋，在街上溜達，在街口看野花，有空也會看看隔壁湖師大醫學院的操場上，學生們跳操踢球。她寬大的、印滿卡通人物蠟筆小新的睡褲被風吹動，褲腳撲棱棱地飛。
　　即使是坐在旅館門口的竹凳上打游戲，阿黃也會認真佩戴金項鏈和金戒指。她的手指在平板電腦屏幕上快速地點點劃劃，一個女戰士裝扮的人物便在游戲里飛檐走壁，跋山涉水。
　　這樣的女性是嘉桐街的一道風景。她們不管貧窮富裕，也不管病情輕重，都絕不疏於吃、打扮和日常種種。有人戴著閃閃發亮的櫻桃紅假髮，有人的帽子邊點綴清秀的花朵。有人愛吃零食，有人愛拉家常。笑，是她們和“街坊鄰裡”相處的招牌表情。
　　“生病了，就不生活了？”阿黃頭也不抬地說。她操控的女戰士剛剛成功飛越一處溝壑，獎勵金幣立即像雨點一樣砸滿屏幕。
　　正午
　　“吃飯吃飯！”中午時分，阿黃的丈夫走出來，吆喝著妻子，一手托著大飯盒，一手拎著保溫桶。
　　這是嘉桐街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刻之一。差不多從11點，餐館和想自己露兩手的病人家屬們就開始忙活了。
　　這裡飯館的飯菜很便宜，一般是葷菜8元，素菜三四元。如果吃膩了醫院的病號飯，人們會偶爾想要打個牙祭。飯館多以老闆的家鄉命名，供應湖南本土菜。
　　每家旅館都提供煤氣和爐竈，但不是每間房的住客都能享受到。所以，這裡還誕生了專門為病人家屬提供烹飪鍋竈、鏟勺和油鹽醬醋的攤子。自己買好菜，連洗帶炒，半小時只需要3元，比下館子划算。
　　快到中午，烹炒的油煙開始從嘉桐街的旅館窗口、街邊餐廳和公用竈台冒出來，灰濛蒙的，飄滿整條街，隔不到10米就看不清前路。雞鴨被從籠子里揪出來，活魚被從水缸里撈出來，就地宰殺。野貓野狗在人們腿間竄來竄去，尋找下水和剩菜。
　　在嘉桐街攔腰處一家診所的門前空地，一對小夫妻將七八個竈台租出去，再擺上幾把大陽傘和塑料桌椅，生意好極了。等著在鍋里咕嘟的菜，人們會坐下來，講講各自的和聽來的故事。
　　一位婦女顧不上聽故事。她正認真地守在爐火前，一手拎著筷子，一手扶著微彎的腰。竈上是一個高壓鍋，嘶嘶地噴著白汽。她的後背熱得濕透了，汗水在臉上的溝壑里亂淌。
　　“給孩子吃。”十來分鐘過去，她擰滅爐火，把高壓鍋拎起來，浸到洗菜水裡。鍋蓋打開——白的排骨，紅的蘿蔔，吱吱冒油。她19歲的兒子正躺在醫院里等著媽媽的手藝。不久前，這個大學一年級的小伙子被診斷為骨癌，大腿骨被拆掉，替換成人工骨頭，一根8萬元起。
　　這位母親用筷子扎起一小塊蘿蔔放進嘴裡。“燉得好爛！”她滿意地咂巴著嘴。緊接著，她把所有排骨和蘿蔔小心翼翼地倒進一隻飯盒。菜太多，蓋子蓋不上，她用力壓了壓，卻捨不得自己再吃一口。
　　老闆娘幫她套好袋子，回身感嘆：“這裡有賢妻良母，孝子孝女，五好老公！”她伸出手掌，搖了搖5個油汪汪的手指頭。
　　當被問及身旁的母親哪裡不舒服時，小奉舔了舔嘴唇，“肌瘤”，他說，又補上一句，“常見病”。
　　事實上，直到母親進屋後，這個30多歲的漢子才敢吐露實情，“子宮癌晚期”。他太瞭解母親了，如果她知道自己得了癌，一定會放棄治療。但作為兒子，他從未想過放棄。“花再多錢也要治，治不好也要試。”他眼睛通紅，像是要哭，又憋住了。幾天來，他哄母親“聽不懂大夫的話，看不懂單據的字”，硬是把病情和費用都瞞住了。
　　小奉樓上，住著黃仕華和他的妻子。這個49歲的男人兩年前才結束單身。沒多久，妻子被查出宮頸癌。緊接著，岳丈去世，妻子和前夫的兒子又上了大學，他花光了手上的6萬元積蓄，再也承受不住了。
　　在嘉桐街，黃仕華逢人就掏出低保證明和報銷單據，“想上電視，讓國家給補償”。“我做錯啥了”是他掛在嘴邊的話。在他向人嘮叨著“宮頸癌”的時候，他的妻子總是噙滿淚水，跟在他身後，想拉他的手臂，又被他使勁兒掙開。
　　“這已經不錯了。”旅館老闆感慨。他指了指對面的旅館，那裡住著一對母女。女兒乳腺癌手術簽字前，丈夫消失了，此後再也沒有出現。幾年來，都是母親陪著她化療、複查、在嘉桐街生活。
　　“父母對孩子當然這樣，孩子對父母也一樣，但是夫妻就靠不住了，特別是男人，要看那個男人的良心……”說這話的陳鮮嬌，為了給父親治病，最近幾乎和婆家人鬧翻。
　　餓著肚子，這個1987年出生的婁底姑娘在嘉桐街一家旅館的二樓小屋裡控訴著丈夫的自私。
　　樓上有人走過，天花板上的風扇就跟著抖動。她不管不顧地撩起衣服，拿自己的胸口比劃：“說是我爸右肺有癌，在這兒切掉一大塊又說不是癌。我車都賣了，工作也辭了，我老公沒來（醫院）看過一眼，他家從來沒管過……”
　　其實她連自己的家也回不去了。父女倆的房子不久前在大雨里塌掉一半，伯伯說地是自家的，不讓再蓋。嘉桐街，便成了陳鮮嬌眼下的家。
　　嘉桐的下午
　　午後，陳鮮嬌在街口遊蕩。她的褲子磨破了，可剛剛去過附近一家商場，“貴得嚇人”。
　　“你是長沙人嗎？哪裡有便宜的衣服？”她看見著裝體面些的女人，就會湊上去問。在她眼裡，“省城”和“我們那裡”差別很大，別人覺得嘉桐街一天40元包水電氣的房子已經很便宜，可她仍然覺得貴。
　　因為她的錢包馬上就要空了，而醫保必須回家鄉才能報銷，“還只報30%”。
　　在湖南省腫瘤醫院出院結算大廳里，牆壁最顯眼的位置高懸著兩張海報，向人們解釋湖南省新農合省級定點醫療機構普通住院費用補償政策。
　　雷十妹和丈夫端坐在海報下的休息椅上，等待下午辦公時間到來。不久前，她查出被6年前手術的乳腺癌複發，在接受保守治療後，眼下即將出院。但當被問及回茶陵老家能拿到多少報銷款時，她和丈夫都搖搖頭。
　　“我不識字。”她的丈夫茫然地看著那兩幅足有一米長、半米寬的鏡框，“我們那兒得了乳腺癌的，有人能報80%呢！”
　　事實上，就在一幅鏡框中部，“茶陵”被清楚地劃入“補償比例55%”一欄。這對夫妻更不知道的是，手上拿到的藥物是進口藥，一分錢也無法報銷。
　　新農合的“補償比例”也就是報銷比例，在湖南省被按照區縣劃分為三個檔次，50%、55%和60%，均低於城鎮職工的80%和城鎮居民的70%。
　　“好多湖南農民都吸煙，農村的癌症發病率特別高，醫療水平差別又特別大。”周松華說。這位學醫出身的湖南人已經在嘉桐街做了十幾年保健藥品門店經理，看著越來越多的人涌向腫瘤醫院，也看著醫院蓋起了新大樓。
　　“嘉桐街從來不缺少病人。”周松華說，他做這些人的生意，但也融入他們的生活。
　　午後，這條街懶散下來。晾曬於任何建築外牆和欄桿的衣物在太陽下開始乾燥，絲襪迎風擺動，床單上的花朵也微顫著。樹下的雜貨攤，老闆靠著椅背打起了盹，即使有人翻動貨物也毫不知情。
　　一些新到的旅客開始走進這條街。
　　“現在看病，啥都好！設施好、條件好、醫護態度好，就是價錢不好！”一個陪嫂子手術的湘妹子扳著手指，嘴皮翻得飛快。她追著旅館老闆前後央求：“都中午過了，今天就不算錢了吧？”
　　“那不行。”老闆王強一口拒絕。這個湖南攸縣人在廣東開過出租車，在老家開過飯店。2008年，他被查出患有腸癌。
　　在腫瘤醫院接受治療期間，這個“生意人”瞅準了嘉桐街的商機，就用剩餘積蓄盤下了一棟民房，開起了旅館。
　　“錢和命你要哪個？”王強手上一大串房間鑰匙嘩嘩響。當年，他賣掉了心愛的小轎車治病，因為“如果不賣車，一定會死在車上”。
　　他把治療癌症比作一輛開往健康的出租車，“起步價就是10萬”。許多人曾在他的旅館里來去，據他所知，只有小部分真正痊愈，不少人花費數十萬元，依然沒留住生命。
　　眼下，他仍然看著人們為治療癌症付出更多的錢，不惜負債、賣房子。相比之下，住旅館、吃飯、買生活用品的開銷，人們雖然會試著削減，為此跟他砍價，但並不會較真。
　　“在我們這裡是小錢，在那裡……”王強手指醫院的方向說，“才是大錢。”
　　儘管對大城市的高額消費心知肚明，但從縣城、鄉鎮、村子里趕來的病人仍源源不絕。每天早上不到6點，嘉桐街附近的腫瘤醫院、湘雅附三醫院和省結核病醫院就被病人和他們的家屬占滿。
　　全國大城市的省級三甲醫院概莫如是。人們跋涉數百公里前去的理由大多只有：“就近的醫院看不了。”
　　“你這個病，在我們這裡，就是個感冒病。”醫生安慰一位住在王強旅館、查出宮頸癌的女病人。但這場“感冒”，已經讓她花費了5萬元。
　　街道的傍晚
　　王強旅館二樓的窗戶，在下午快5點時飄出香氣。開過餐館的他把切得大小均勻的豆腐塊放進油鍋里煎黃，再依次放入蔥蒜、肉片和火紅的燈籠椒。
　　無論是誰，走過樓下都能分享菜餚的香氣。而王強旅館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所有的房間都是統一價格，40元一天，不管是“風景房”還是地下室。只有先來後到之別，沒有貧富貴賤之分。人多的時候，要是房間緊張，再有錢也得住地下室。
　　王強隔壁旅館老闆最愛講的一句話是：“癌症面前，人人平等。”在他旅館的牆上，貼著他手寫的紅條幅：“生命在於運動！”“勇攀高峰！”這些歪歪扭扭的字跡在每層樓的樓梯間都能看見，為了鼓勵病人爬上樓梯。
　　賣保健品的周松華愛好做泥塑。最初，他常在晴天時，把雕好的泥坯擺到門店前的座椅上晾曬。每次都是剛擺出來，就有病人或家屬圍上前，對著那些小貓小狗或撒尿小孩評頭論足。
　　“給我一個，行嗎？我拿回去擺在屋裡。”有人忍不住張口向他討要。周松華便把泥坯拿到朋友的窯里燒好，再贈送出去。
　　後來，要泥塑的人越來越多，周松華也就越做越多，越送越多。
　　“他們依然熱愛生活和美好的事物。”周松華說，“在可愛的泥塑面前，健康的人和病人沒什麼區別。”
　　事實上，在嘉桐街開店的人眼裡，癌症病人就是“普通的顧客”。吃飯需要菜肉大米，生活需要臉盆牙具。這裡沒有人互相嘲笑，也沒有異樣的眼光。女病人可以神態自若地為光頭挑選假髮，男病人也可以不顧男子漢氣概，彎腰駝背地緩步在馬路上。
　　從嘉桐街中段向西有一條小路，行不足二三十米，就到達湖師大醫學院咸嘉湖校區後門。在學生們眼裡，嘉桐街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入學時老師就叮囑我們，不讓去那裡吃飯。”大三學生小鄧說，她覺得嘉桐街一年四季都濕漉漉的，很臟。她的同學小陳則更加直接地表示，要是在那裡的旅館住一晚，全身的衣服都得消毒一遍。
　　“他們吐的痰都可能會有肺結核！”一個偶爾去嘉桐街採購雜物的女生每次看見穿病號服或戴帽子的人，都會感到恐懼。
　　事實上，嘉桐街東鄰腫瘤醫院新大樓，西接湖師大醫學院，南邊是咸嘉湖景區和沿湖而建的高檔住宅，北面則是國際名牌一應俱全的商業廣場和外牆閃閃發亮的寫字樓。
　　夾在中間的它是個異類。路兩側的建築幾乎都是十幾年前的民房，違章加蓋幾乎家家都有。儘管都有營業執照，但除了一所像樣的賓館，每間旅館的房間都只有幾件陳舊的老式傢具，大部分樓層衛生間共用。水泥路面坑窪，垃圾在路邊堆放。水管一直接到路面上，水龍頭緊挨著電線和插座。到了做飯開飯的時間，充滿油污和廚餘垃圾的髒水在地面上隨意潑灑流淌，就像貼滿這條街所有平面的“有房出租”和“癌症剋星”小廣告。一整天，這裡都飄散著劣質煙草、油煙、動物糞便和腐爛垃圾的味道。
　　開在嘉桐街的一道小門像直接通往另一個世界。踩著污水和垃圾爬上樓梯，穿過這道門，就到達腫瘤醫院院內。瀝青路面平整，步道一塵不染，樓群挺括、規整地矗立。
　　在湖師大醫學院就讀臨床醫學的大二學生李富起對門這邊的世界充滿嚮往，但那並不妨礙他同樣認可門那邊的嘉桐街，他稱之為“後街”。
　　“醫療資源分佈不均、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才是造就‘後街’的根本原因。”李富起皺著眉頭說。這些話來自他此前為校辯論賽所做的準備，題目是“中國醫患關係的出路是改變醫德還是改變制度”。
　　“但他們在這裡生活、看病很方便，很划算。”20歲的小伙子丟掉理論，開始就事論事，“唯一需要考慮的是，環境太髒的話，對病人的康覆沒有好處。”
　　對於那些厭惡、害怕“後街”的同學，李富起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但“醫生應當對病人充滿憐憫”。
　　2012年，咸嘉湖社區改造，嘉桐街沒變化。2013年，數篇當地媒體報道指出這裡的髒亂差和違建現象，但嘉桐街還是沒變化。
　　“外面一年一變，這裡十年不變。”假髮店老闆彭田說。他會幫病人免費剃頭髮，連“一股子奇怪的味道”也漸漸習慣了。雖然他仍然厭惡門前的污水和隔壁的活禽攤位，但如果沒了病人，就沒了這些，他的生意也將搬到別處。
　　“這裡是難民營，政府不要搞我們（取締整頓），就不錯了。”一家餐館老闆說。
　　嘉桐的夜
　　曉紅是彭田店里最大的主顧。在嘉桐街，她剛剛購得了自己的第8頂假髮。在她的房間里，這些假髮被小心地掛著，有長有短，有棕有黃，幾乎成了裝飾品。
　　“一天一個模型！”旅店老闆王強打趣她。她也笑起來，叉著腰轉了一圈，展示著自己最新的“梨花燙”和身上的紅色針織連衣裙。
　　38歲的曉紅是湖南婁底人，患有宮頸癌，已經手術切除子宮。她曾非常抗拒治療，但讓醫生一句“那你就是不要命了”給嚇進了手術室。
　　術後一年來，她經歷了3次化療，頭髮沒了，勇氣卻回來了。她聲稱自己“愛打扮、愛打工、愛打牌”，這“三愛”都保留了下來，她也開始不懼談論自己的疾病。
　　“我得的不是絕望病，是普通的婦科病，我能照顧自己。”她拒絕家人陪伴，一個人住在嘉桐街。每天白天，她自己到醫院“打化療”，昏昏沉沉或想嘔吐的時候，她就橫身躺下，拿起手機刷微信朋友圈。饞了，就到餐館里吃，“想吃什麼吃什麼！”
　　今年五一節，曉紅和朋友去了衡山旅行。回嘉桐街前，在山腳下，朋友們都拜了佛堂，唯獨她沒進去。她只是死死盯住山巒疊嶂的風景，然後在心裡默念：我一定會堅持到最後一刻。
　　事實上，作為“癌症街”存在了十幾年的嘉桐街，這兩年又多了幾條“兄弟街”。圍繞著整個湖南地區3家頂級醫院，越來越多的居民把房子租出去，作為家庭旅館。腫瘤醫院門前從早到晚都有舉牌“住宿”的攬客者來回游說，他們包下附近的整層公寓，按照嘉桐街旅館的模式經營。去年，醫院東邊還新開張了一家裝修精美的時尚酒店。當然，那裡的價格更貴，服務更好。
　　過去，經濟條件不錯的曉紅來複查時總愛住賓館。現在，她更喜歡住在嘉桐街的感覺，“像家，有朋友，而且便宜”。
　　夜晚的嘉桐街，美髮店、診所和雜貨鋪打烊了，旅館瓦數不高的招牌燈箱則漸次亮起。街口一家旅館的鐵門半掩著，門房裡，燈光微弱。老闆趿拉著拖鞋，抽著煙翻動住客登記冊，而老闆娘則忙著下載最新的肥皂劇集。
　　晚上九十點，大部分病人和家屬都回到房間休息。街上只有偶爾穿行的出租車和三兩個遲歸的小販。野貓踏著無聲的步子橫穿街道，鳥聲被蟲鳴取代。整條街陷入暗淡。
　　此時，嘉桐街南端的大馬路邊，一家娛樂城燈火輝煌，門前路邊停滿鮮亮的轎車。街道北端，商業廣場上的夜市正飄出燒烤香氣，五顏六色的花裙子在霓虹燈里搖曳。
　　如果不是真的走近，不會有人知道，夾在中間的那條街，儘管連一盞像樣的路燈都沒有，卻也有著屬於自己的夜生活。
　　夜晚的嘉桐街，最亮堂的地方是街上的幾間“棋牌室”。老闆把臨街的落地玻璃擦得透明鋥亮，即使從外面走過，也會被屋內歡騰的人們吸引。
　　他們搓著麻將，甩著撲克，大聲談笑，直到深夜。曉紅就是其中之一。長長的紅色假髮隨著她摸牌、出牌而抖動，飄灑在她的胸前、後背。下家是個穿著條紋病號服的大姐，她手氣不錯，幾圈下來攥了滿把一元鈔票。上家則是位急著回旅店的婆婆。“你上吧？”她看見有人進來就喊，“我回去看孫子。”
　　媳婦為了照顧她，把小孫子也帶到了嘉桐街。這樣的情況並不罕見，有些孩子就在這條街上學會走路。
　　“我們桌上講哪裡話的人都有，不過坐在一起，就要儘量講普通話。”曉紅嘻嘻哈哈地介紹，“有些話聽不懂，但最好懂的就是‘和了’，哪裡都一樣！”
　　在她看來，嘉桐街的人們很少會向旁人哭訴，儘管單單看去，每個人的故事都可能是場災難。但當它們匯聚在嘉桐街時，反而成了最稀鬆平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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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活在“癌症街”）